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出了语句问题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其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学、研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按道理录取通知书也应该世界上一流 ,其他大学也不应该示弱。
世界上一流的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古今中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其实要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是很困难的,但是,看看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时的校训“为之则易,不为则难”,就有了许多力量。
外国的大学 、科举制度下 、民国及以前的大学、1949~1951年(重要过渡期)大学的招生情况与录取通知书见以上各期。
1952年是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特殊年份,有2个到至今都有影响的大事:一个是开启了中国统一高考的先河( 见上期),另一个是学苏联,进行专业、院系大调整 、重新改组大学。
“向苏联学习”是这次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在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凯洛夫 主编的《教育学》。把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 。
通过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考虑到国防的要求,我国在这一时期建设的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西北内地、华北和东北,从建设的角度出发,需要平衡高等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
为了建立高校按部门、行业以及专业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格局,适应工业建设等各方面建设的需要; 包括为工农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 着重学习苏联培养重工业人才)和为各级学校培养师资。内地高校的增加,也为地方培养师资提供有利的条件。
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改变过去教育和实际脱节及院系重复的现象。
在这种目的下,从195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按专业培养人才的历程,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正是由此发端。
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北京“八大学院”和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
“工学院是院系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
为了加强对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管理,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并列。任命马叙伦为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等为副部长。
高等教育部1952年成立, 1958年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1963 年决定两部独立分设,1964年3 月开始与教育部分开办公;1966 年,两部再次合并为教育部。
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教育部于1951年底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 。
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 ,“割断各大学与1949年前的历史联系”。
到1952年底,全国3/4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的重新设定。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另外,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 ,“新设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要窄”。
到这年底(1953年初),全国高校共设置专业215种,其中工科107种,理科16种,文科19种,农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体育1种,艺术11种。
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 ,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 。
在综合性大学“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最多目前不得超过4所”的原则之下,之前已经存在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 、整顿,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
全国高校数量1952年之前有211所,1952年调整后下降到 201所; 1953年下降到182所。
华东区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西南区由于抗战时期大量沿海高校的迁入,高校数量也比较多。
考虑到国防的要求,西北内地、华北和东北是当时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区,而高校较少。
解决以上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性差距问题,需平衡高等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其中内地高等学校由1951年的87所增加到115所,在校生也由1951年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8.6%上升到44.1%, 而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高校数量则有所减少。
农业国家要现代化,就要发展工业 ,发展工业人才得跟上,人才哪里来?只能从学校里来。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 ,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 。
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校名在大陆成为历史。次年国立南京大学校名去掉国立两字,称“南京大学”。1951年7月,南京大学改校务委员会制为校长制,潘菽任校长。
院系调整前,最初的南京大学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共7个学院35个系,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全国各高校之冠。
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的学校,校名不变,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大学。原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及其前身学校的历史档案和原金陵大学的历史档案均划归如今的南京大学保管 。南京大学校址迁往原金陵大学校内(时任南大校长的潘菽为照顾新成立的南京工学院,将原南大的四牌楼校区移交给了南京工学院)。
(1)南京大学工学院主体独立为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工学院水利系和兄弟院校组建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工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剩下系科分别组建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3)南京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组建为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并入南京工学院。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
(4)南京大学医学院改称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至西安并入第四军医大学(今空军军医大学)。
(5)经济系调至复旦大学,法律系和政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6)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主体,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 并且并入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
1952年院系调整,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八所单一的专科性高等学院,合并包括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八大学院”的历史由来。
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四川大学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组成。
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合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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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由清华大学矿冶系、北洋大学矿冶系、唐山铁道学院矿冶系、中国矿业学院合并组成。
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
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组成。
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由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工系为基础,汇聚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资合并组成。
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组成。
私立大学(民办大学)是指主要由民间资本所维持经营的大学, 其主要经费来源仰赖学费、捐款、募款等非政府资金,以维持其独立非营利组织之特性。然而私立大学接受政府资金补助亦属寻常。
教会大学,一般意义上是中国19、20世纪的天主教会、基督新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大学,至1951年尚有21所,其中基督教新教17所、天主教会4所,名义上也属私立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中国大陆的私立大学全部被撤销。 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大学、同德医学院、私立南通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全国所有私立高校(包括教会大学) 被裁撤,分别并入其他公立高校。
进行思想整顿,把院系调整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这也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第一次行动。
在课程方面,要上“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课程,宗奉马列主义,学习政治。
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与重要科系的骨干教师。“基本割断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 。
在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苏联是仅有的能向我国出口技术的国家,苏联援建了大量工业项目,需要俄语人才进行沟通,国家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极缺少师资,因此在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增强高等学校培养能力的同时,我国接收了大量的援华苏联专家。从1949年到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聘请苏联专家187人,其中俄语专家49人,占26%;财经政治类专家52人,占28%;理工科专家56人,占30%;其他方面专家30人,占16%。
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高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合并, 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不少学生是在某大学入的学,却在另一大学毕的业。
院系调整就是一场“雷厉风行”的革命,风风火火,如此大的全国性工程,1年多时间就得以完成。这背后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
进行专业、院系大调整 ,统一了专业设置,招生名额向工科、师范、医科、农林严重倾斜,加强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专门人才,改变了过去工程技术教育过于薄弱的状况,对工业化建设有大的推动作用。
1952 年计划招生 6.5 万人,其中工科占比超 50%,适应了工业建设等各方面建设的需要。
重新改组大学,一些相同类型的高校被合并或者拆分,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的大学,比如专门的工科大学、农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
我国在高校、院系、专业调整中存在着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好大喜功、不分重点的现象,有过急的毛病,有过度实用主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在1953年5月29日的政务院会议上讨论院系调整计划时指出:“如果把摊子铺得很大,没有重点,形式上好像配合了国家建设,实际上却不是。”“照现在的计划,二百多个学校一下子摆开,有点多了,似乎有些为大喜功,应该实事求是,首先是调整好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
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为代表,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了质疑。
在调整过程中,部分积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被武断的定性为工科大学,从而被剥离了人文社科等专业。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许多知名院校在这次调整中失去了大量的院系和专业,调整后的综合大学的力量被削弱,被分散,学校实力受损,甚至出现了一蹶不振的情况。
例如,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五大母校”)等高校在调整后元气大伤。这五所学校除浙江大学被改造成多科性工业大学外,其它四所被改造成文理科大学(苏联式综合性大学),许多学科被抽调一空,很多优势专业被剥离,使得学校的综合实力下降 。
同时也对其他大学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例如,其他民国时期的国立大学,如山西大学、南昌大学(原国立中正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等受影响不小。
院系调整导致了高校传承的断层,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学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和优势,无法延续其教育传统和学术精神。
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以及其本身的实际需要,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科系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
改革侧重于工科专业的设置,招生名额向工科的严重倾斜 ,导致社会上出现了重理工轻文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在处理文法等系科的作法上,有些是更不妥当的,如“只看到其课程内容陈腐又非目前急需的一面,有时就采取绝对办法,单纯地调出、合并或取消,而不是有区别有步骤地加以合理取舍,逐渐改造,以适应将来的需要和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由于与紧迫的工业化建设不直接关联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此后,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 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讲,院系调整不啻为一场灾难。其中的社会学则遭遇了“灭顶之灾“,到1953年底,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彻底消失。
某些地方一下子摆出的摊子过多,而事前准备不足,以致某些独立出来或新设立的院校,质量不高,内容不充实,
效仿苏联的教育模式,将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改组为专门的工科院校和职业技能院校,导致中国教育体系中综合性大学的比例较低。
当时主要关注工科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其他学系人才的培养, 导致了在其他领域的落后。
8、高校丧失部分教学自主权并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
院系调整后,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高校的直接和具体的管理,高等学校丧失了部分教学自主权。
以清华大学为例, 院系调整前 ,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 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制也进行了调整。 以前清华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习苏联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
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1952年高考时有些系科考生较少,如土木,计划数为6470人,报考数为3818人;地质,计划数为4050人,报考数为1466人;采矿,计划数为2050人,报考数为760人等。
(3)考生不足,补救措施有弊端 (具体见我本年本月写的《高考招生最奇葩的事:生源严重不足,考生数量小于招生数。如何解决?还会发生吗?》一文)
1952 年计划招生 6.5 万人(有的说7.9 万人),高中毕业生却仅有3.6万人,生源不足,缺口很大, 学生来源与招生计划人数不相匹配的矛盾很大。采取补救措施后,虽然人为地完成了招生任务,但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未考虑系科之间的差别而搞平均主义的问题。
综上所述,1952年的院系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当时的需求,但也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长远的负面影响。这些弊端提醒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时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遵循规律,避免一阵风、单一化的教育模式带来的问题。